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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民教授的成长道路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8-11     阅读:

    编者按:2014年10月,中国昆虫学会授予郑哲民先生终身成就奖。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专家,一直从事无脊椎动物学,昆虫分类学及蝗虫分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分类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几十年来,郑先生为采集蝗虫标本踏遍了除台湾、西藏外的30多个省市。共采集和收集标本近10万号,发现昆虫新种1019种。他发表的蝗总科新属、新种数占我国解放后发表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蚱总科方面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重要类群研究的空白,将我国蚱总科的分类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郑先生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不计名利得失,甘做人梯,被人们誉为“科技界的二传手”。近日,学校邀请郑先生写一篇自传,使得大家能够了解郑先生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成长经历,以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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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虫学会2014年授予郑哲民教授终身成就奖


我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已经数十载了,为祖国的蝗虫分类事业贡献了我的一生。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如果算是获得了一些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老师们的教导和自己不断的努力拼搏而取得的。

战乱中的青少年时期

我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加拿大华侨,早年学成归国,在安徽合肥一家教会医院作大夫。母亲是护士,一直帮助父亲工作。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全家生活非常幸福,但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家的舒适、安宁、幸福就全 中学毕业1950.JPG没有了。随着战争的延续,战火很快燃烧到华东地区。在南京沦陷后,我们全家随着逃难的人流,流浪到湖南益阳。后来父亲应聘到西南联大作校医,又从湖南到云南昆明,一路颠沛流离,在贵州遭遇土匪洗劫,财物尽失,好容易到达昆明,我再继续小学学习。但是不久,战火又烧到贵州,我们全家又西迁大理喜洲,生活非常困难。小小年纪的我,也帮助母亲在街边摆摊卖菜,学会了斤两和数钱。生活了一、二年,日军又从缅甸攻入云南,占领腾冲,我们又被迫返回昆明。这时,我开始插班进入西南联合大学附属小学读书。1944年升入附中,直到1950年从昆明师范学院附中高中毕业,这8年的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联大附小、附中(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回北京后改名为昆明师院附中)度过的,这也是我一生印象最深刻难忘的8年。

西南联大附小、附中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为刚成立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提供实习,进行现代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实验场所。它的校长就是师范学院院长,对师资质量十分重视,聘请的教师水平都很高,许多是优秀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例如杨振宁出国前就在附中教书)以及联大的教授到附中兼课。他们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把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巧妙自然地结合,将做人的美德和渊博的知识传播到我们的头脑中。中小学教育给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知识基础,他们的民主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我,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1995年春,我回昆明参加附中的校友聚会。我们来到东郊的一个公园中座谈游览,大家唱起了西南联大附中校歌:“满眼是烽烟炮火,满眼是流离颠簸。我们的国家正在风雨中奋斗,我们却幸得一堂理弦歌。前进呀姐姐妹妹,前进呀弟弟哥哥,要知道身知此身,怎能不学须便学。好时光,莫放过;正年少,莫蹉跎,努力报答我们的家国。歌声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围观。这首西南联大附中校歌是附中学生抗日战争时期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写照。如今,他们都已年近花甲或古稀,但这首歌唱出了我们至今仍怀着的青少年时纯真的心和报答家国的永恒之情,更激起我对教育过我的恩师的怀念之情。

在进入联大附小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本飞机经常对昆明进行轰炸,我记得当时的级任老师冯钟芸老师(后来一直是北大的教授)带领我们用自制的折叠木架作课桌课椅,跑到西门外的红山上上课,飞机来了就分散开各自找一些坟头等处可掩蔽藏身之处躲避轰炸。冯老师那种爱护同学、认真负责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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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中的六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钱闻、吴大年、王憨生、周定南等老师。钱闻老师是我们的国文老师(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精通现代文学,对待同学非常随和亲切。我平时爱看小说,有一次课间正看一本张恨水的小说,上课后就将书放在桌上。钱老师讲课时,经常走下讲台在课桌间走廊上一面走一面讲。我桌上的书被他发现了,他拿起翻看了一下,课后他找我讲了很长时间怎样看小说,如何通过看一些文学作品而练习写作。他说张恨水的东西不要看,介绍我看鲁迅、冯雪峰等人的作品。1946年,开明少年社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征文,题目是忘不了的事。在钱老师的指导下,我将在从湖南逃难到昆明一段经过贵州苗岭时遭受土匪抢劫的经历写了一篇《过苗岭》,在全国428篇论文里被选出的第一篇文章。叶圣陶在给这本册子写序时最后说:“这些文章里充满了悲苦愤慨的情味,照理说来,作者们都还在少年时代,正该吐露欢快的声音,是这个时代苦了少年们啊!”钱老师在教学中喜欢用启发和诱导的方法,让我们懂得怎样做人,做正直的人,走正确的路,他关心我们学业的进步,更关心我们健康的成长。他是一位追求真理、嫉恶如仇的人。在1947年的助学运动中,不久钱老师便悄然离开附中。解放后才知道,钱老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转移了。

吴大年老师是钱闻老师的爱人,给我们讲授历史课。那时她非常年轻,身材娇小,面带微笑。她讲课条理清晰、准确,教学民主,她用进步的观点讲授历史课,使同学们耳目一新。她讲课不重教本,而是即席讲述,让同学们记笔记,鼓励同学们讨论,发挥己见。她和钱老师一样,经常给我们介绍阅读中国史话和一些进步书刊,关心着我们成长,经常参加班上旅行和联欢晚会,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同学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导师和可以信赖的大姐姐。

王憨生老师是我们的美术劳作课老师。这课虽不是主课,上课不多,但是王老师每节课都精心安排,使我们很感兴趣,他们经常在课下找王老师请教。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制作石膏像,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制作模型,浇制石像。记得我制作的第一个就是高尔基的石膏像。学会了平面像后,又学会制作立体石膏像。要学会这些,就需要有绘画的基本知识和制作工艺的基本技能。这些也就给我在今后生物学绘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王老师不仅在美术工艺技能上培养我们,还从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关心教育我们,把我们当作小弟弟小妹妹看待,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接近他。1949年他由附中转移到滇黔桂边区纵队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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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南老师教我们音乐课,他是一位音乐素质很高的老师,教课非常认真。他教我们识简谱,讲课时都要伴以钢琴弹奏,让同学们听熟了各个琴键发出的声音,有助于唱歌时辨别音准度,要大家跟着他弹的钢琴音调把旋律用简谱记下来,经他严格的教导,我们都打下了较扎实的乐理基础。他教我们许多中外名曲,混声二部或四部合唱,如旗正飘飘夏天最后一朵玖瑰伏尔加船夫曲平安夜贝加尔湖囚徒歌念故乡等。在黑云压顶、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的严峻时刻,他旗织鲜明地投入到反内战斗争的洪流中,先后教我们唱螃蟹歌民主是哪样茶馆小调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因此,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周老师在附中的任教撒下了优良的音乐种苗,使很多人热爱上了音乐艺术,也使我在随后的年代热爱口琴并和音乐分不开。

在附中的一段还有一门印象深刻的课程,那就是童子军课。这一门课中,训练内容有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游泳、炊事、露营等。在初中,全体学生都必须学习。我们曾到过宜良、滇池海埂等地露营,大家扛着帐蓬、炊事用具和行李,到露营地后按小队搭起了帐蓬,挖灶做饭,白天要行军拉练,夜间要站岗放哨,不同的营地之间还进行偷营,训练机智、勇敢、沉着、集体观念、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及助人为乐的精神,这些活动都使人难以忘怀。在我以后经常从事的野外考察中,克服困难,艰苦奋斗,识别方位等能程,那就是童子军课。这一门课中,训练内容有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游泳、炊事、露营等。在初中,全体学生都必须学习。我们曾到过宜良、滇池海埂等地露营,大家扛着帐蓬、炊事用具和行李,到露营地后按小队搭起了帐蓬,挖灶做饭,白天要行军拉练,夜间要站岗放哨,不同的营地之间还进行偷营,训练机智、勇敢、沉着、集体观念、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及助人为乐的精神,这些活动都使人难以忘怀。在我以后经常从事的野外考察中,克服困难,艰苦奋斗,识别方位等能力,都是童子军训练打下的基础。

大学和工作时期

1950年高中毕业,我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保送昆明师范学院,但是我的志愿是想学医,因此放弃去昆明师院,决心北上去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时,昆明刚解放,外出很困难。我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先从昆明乘坐一架军用运输机到重庆,再乘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北上到达北京参加华北区高校统考。然而我落榜了,没有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学校,最后又转而报考苏州东吴大学,被录取在生物系,这就决定了我一生与生命科学的不解之缘。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生物系是该校非常有名的系科,国内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都出自东吴生物系。生物系用的是英文教科书,老师用英语讲课。我一开始接触的是动物学,用的是Robert W.Hegner“In-vertebrate Zoology”,给我们讲课的是徐荫祺教授(我国著名的寄生虫、昆虫学专家),他生动的教学方法,严格的要求,为我打下了专业英语的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由于我是春季入学,全班只有4人,因而将我们四人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插班进入生物系二年级(原来的 360截图20150811140228673.jpg东吴大学改为江苏师院,现又改名为苏州大学)度过我大学生活的三年。华东师大生物系是由原来的圣约翰大学生物系和同济大学生物系合并而成,师资力量非常强,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张作人、王志嘉、张宗炳、薛德育、郑勉等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如堵南山、钱国桢、郎所、管和、杨奕康、张金安、孟庆闻、颜季琼等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使我掌握了生物学中的各个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三年的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名列班上前茅。我忘不了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栽培。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是如何喜爱上动物学专业,并在今后成为我终生研究的方向。

在师大的学习中,由于成绩突出,我被选为班上的课代表,经常反映同学们学习上的困难和问题,传达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成为师生间联系的桥梁,和老师们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三年级的时候,系上调我去参加当时编写动物学实验指导和图谱的工作,安排我绘图。在张金安老师和孟庆闻老师(后来是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上海水产大学校长)的帮助下,将所有实验都从头到尾细细做过,重点是绘制节肢动物门的图,我从老师处学到了生物制图的方法,绘出来的图有的人认为是印刷出来的,非常细致精确。通过这一段工作,使我爱上了动物学。在四年级时,生物系招收了第一批动物学专业研究生,我也前去听了一些课,认识了一些同学(如唐崇惕,中科院院士)及后来也在陕西师大任教的邱琼华和李远芳等老师)。本科毕业前,系上推荐了四名同学报考研究生。当时全国师范院校只有华东师大招收植物学专业。北京师大招收动物学专业,我报考了北京师大动物学专业并被录取,开始了研究生学习阶段。我的导师是全国著名的一级教授武兆发先生,他是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擅长于制片技术而闻名国内外。担任我们课程的都是当时著名的专家,如郑作新先生讲鸟类学,寿正黄先生讲兽类学,沈嘉瑞先生讲节肢动物甲壳类,张玺先生讲授贝类学等。在众多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学业进步很快,这为自己以后的科研工作铺垫了厚实的功底。

研究生 1956.JPG 1957年研究生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进入陕西师院(后与西安师院合并改称陕西师大)生物系工作。当时的陕西师院刚成立不久,教师大部分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一部分从中学调上来的有经验的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老教师和青年教师之分,大家都差不多。加上院、系领导一再强调师范性,只要求搞好教学,认为科学研究不是师范院校应搞的,我感到这与国家的大方向相违背的。1956年国家已提出向科学进军,而师范院校却不让搞科研,这是不对的。为了能通过科学研究将新的知识应用到教学中,我不顾系上的反对,偷偷地在家里进行科研。为了了解西安地区寄生虫情况,我将自己家中杀鸡杀鸭的肠道中寄生虫及从肉联厂收集到的寄生虫标本在家中固定、制片。为了研究当时在校园中危害严重的杨树害虫,我将家中作为饲养室,以致于虫子爬满了墙壁和窗户。经过三年在家中秘密研究,我搞清楚了双尾天社蛾、白杨天社蛾、柳天蛾及闪紫蝶四种林业害虫的生活史和防治方法,1962年在《动物学报》和《昆虫学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科研论文。在这时,虽然在科研上有些成绩,但是我深感没有导师指导只靠自己瞎摸是不行的。很不幸我的研究生导师于1957年去世,我已无法再继续研究生学习时的细胞生物学方向(因当时师范院校没有开设细胞生物学课,更没有相应的仪器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向国内的有关专家请教。当时从系上的条件,既没有经费,又没有设备,只有每年带学生野外实习所采的标本。

我将其中标本最多的二类进行整理研究,想得到这二类有关专家的帮助。我分别向二位专家发出了求教信,不久我收到二位专家的回信,其中一位在信上说:“昆虫分类工作是一项很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人所能搞的,……”一盆冷水浇得我心寒,我被拒绝了。的确,我这刚出校门的年青人怎么能高攀有名的专家呢?然而我打开第二封信后,我的心被震慑了,这是一封非常热情洋溢的信,信的结尾是:“我愿尽我的一切帮助你,归结一句话,欢迎你。落款是夏凯龄。夏凯龄先生是我国蝗虫、白蚁的权威,经他鉴定的蝗虫、白蚁标本就有几百种之多,他的论文在国际昆虫学界受到重视,他写了我国第一本蝗虫专著《中国蝗科分类概要》,是他建立了我国昆虫学界协作关系最好的蝗虫协作组。从此以后,我开始走上研究蝗虫分类的征程。夏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寄来许多指引初学者入门的文献,以后我需要的参考文献,他都有求必应,许多都是亲自复印或拍照寄来的。在鉴定中,一些疑难的标本寄给夏先生,他都为我鉴定、定名。我开始所写的有关蝗虫分类论文都经过他审阅修改后发表,有时寄去的标本较多,夏先生总是连续几个星期晚上加班鉴定标本。一个专家这样帮助提携后辈,我深受感动,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恩师之情永不忘。我与夏先生1958年开始通信,而在1964年中国昆虫学会在北京开会时才第一次见面,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使我走上了研究蝗虫分类的道路,夏先生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多一个研究,多一份力量。早点把我国蝗虫的种类、分布区域和习性调查清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夏先生组织了全国7个单位、14位专家组成蝗虫协作组,承担了中国动物志蝗总科的编写工作,带领大家从80年代开始,前后20年,终于完成了我国蝗总科志四卷的编写。

努力拼博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曾遭遇到不少的艰难挫折和不顺,但都靠自己不怕困难、不灰心、不丧气、努力拼搏而走过来。

要进行生物科学研究,就离不开外语。特别是搞分类学必须懂得多种外语,目前我能阅读英语、俄语和德语方面的文献,而其中的俄语是经过艰苦努力学会的。我从中学到大学一年级都是学习英语,但是我国在解放后,抛弃了英语,一律改学俄语。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东吴大学到华东师大,同班同学已学过了一年俄语,我面临的是停上还是跟班上的两难局面。当时一起转来的几位同学都不准备学俄语,而我却决定要跟班上。在跟班学习的同时,我加班从头自学一年级的课程,并得到一位名叫甘有章同学的帮助,用了整整一个暑假,将过去一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并跟上了同班同学的学习,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现在每次当我查 360截图20150811134429252.jpg阅俄文资料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曾经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俄语。

1957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集中在中山公园开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给毕业生讲话,号召大家向科学进军。我们带着周总理的嘱托,奔赴全国各地。

刚到陕西师院,系上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派我去作野外实习打前站的联络工作。我和植物组的李承先先生从西安乘火车到普集,在普集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乘一辆马车前往秦岭北坡山脚下的楼观台,下午到达楼观台后,庙中的主持说没有地方可住(因那时还不是旅游区,没有旅馆)。没有办法,只好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一个刚去世的道士床上,一夜惊吓难眠。第二天我们就在周围进行调查,我跟李先生学会了野外调查的基本方法(过去我只参加过海边实习),这是我以后几十年野外工作的开始。

陕西师院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当时路边的行道树大多是白杨和柳树,常被害虫危害,使得树叶枯黄,地上一片虫粪。为了搞清是什么害虫,我和与我一起从北京师大分来的梁铭球先生对校园中行道树作了调查,发现上面有3~4种害虫,我们查阅了许多林业、果树方面的资料,发现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叫白杨天社蛾。为了消灭它,就需要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当时系上不支持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只好在自己的宿舍里养虫,日夜进行观察。虫越养越多,一不注意就爬到房中墙上、窗上。经过三年时间,搞清了西安地区白杨天社蛾、双尾天社蛾及柳天蛾三种害虫的发生规律,并在生物楼后面的一片杨树林中进行了防治试验。我们写了三篇论文,投到一级学报的昆虫学报上,并在1962年第234期上连续发表,这是我发表科学论文的开始。

自从得到夏凯龄先生的帮助后,我将研究方向从森林昆虫转向蝗虫分类。学习分类学的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要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在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收集资料全靠我手抄写,而我又没有钱买大量的纸,都是将旧讲义翻过来抄写。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点点滴滴地抄写外文资料,我记得有两年的大年三十我都在系中值班室中整夜抄写文献(当时假期值班都由年青教师担任,而且夜间得住在值班室)。每年的暑期我回上海探亲,就去上海昆虫研究所图书馆中借资料用打字机抄写,其中有一本《苏联及其邻国的蝗虫区系》(俄文)一书,我用了三个假期的时间才将全书616页打完。有一些资料是通过我校图书馆与国内其他图书馆交流将资料拍成胶卷而获得,但胶卷只有冲洗放大成照片才能看。当时系中只有绘图室里具有暗室,但又不让我们用,我只好自己制作一个印照片的木箱,夜间在宿舍中摸黑进行冲洗放大照片,将许多照片印出贴在纸上,再装订成册。经过7~8年的艰苦努力,我终于掌握了较完整的蝗虫分类资料,并且和20个国家的54位专家进行资料和标本交流,又得到大量国内找不到的资料,研究工作也就能较顺利地进行。

360截图20150811134620519.jpg要搞蝗虫分类必须进行调查和采集标本,而我没有科研经费,只有利用带学生在野外实习时采集标本。先从西安附近的南五台、楼观台开始,1959年带领学生到陕南大巴山的南郑县和镇巴县实习。1960年秦岭实习是结合省上普查任务进行的,这是一次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组成了许多小分队,分别从秦岭北的周至和户县出发,每人自己背着行李和采集工具,每天走三十里住下(住在老乡家中),然后在周围采集。这样从山脚一直爬到山顶,逐年累积标本,研究范围从西安到秦巴山区,再到陕北而至全省。1963年在动物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第一个蝗虫新种秦岭束颈蝗,这是我国在解放后,由中国人发表的第一个蝗虫新种(解放前我国的昆虫新种绝大部分都被外国人所垄断),受到昆虫学界的重视,随后在第3期上发表了陕西省蝗虫的初步调查,这是我研究蝗虫分类发表论文的开始,以后在1964196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陆续在《动物学报》和《昆虫学报》上发现蝗虫分类论文5篇,发表蝗虫新种9个。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学校和系上从来没有给我拨过科研经费,但科学院却每年给我一定的经费,使我能够开展跨省区调查而走向全国。 360截图20150811134852371.jpg

专业性全国学术会议是能够体现该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前沿,对于年青人来说,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科研上可以向学科的前沿发展,同时能够认识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从中得到帮助。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动物学会全国大会,我有幸得到参加会议的通知书,但是系领导不同意我去开会,不给旅差费,我只好自费前去参加,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就在广州的同学家中住。会后在返回西安的当天,就被系主任找去,在全系教师大会上进行批评,说我搞科研不务正业,师范只能搞教学。在其后的红专辩论、交心运动中我被作为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典型,我和鲁承储同志(后调到广西因车祸去世)被作为生物系中两面白旗来拔(拔白旗)。我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我一想到周总理的号召,仍然坚持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不放弃科研。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不愿再卷入派性斗争中而作为逍遥派,每年7~10月,甚至到12月,都在南方各省进行野外调查,中间经过多少艰险和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蝗虫标本。197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勐猎县翻车,以后在广东省黑石顶也翻过一次车,1974年在云南红河州元江地区被盗而几乎无路费返回, 1975年在云南前去大理途中因公路塌方受阻,被困在山上,足足饿了一天半没有吃过一粒粮食,车通后到达下关已半夜,旅店全满,而在路边躺到天亮。返回西安后到医院检查,我因冠心病在家病休半年。所有这些都没有能让我放弃科研,在病休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仍然继续进行野外工作,带领研究生们跑遍了祖国南北,直到1989年因两次动大手术后而无法再继续野外工作,但是我仍不断接受全国各地送检标本,进行标本鉴定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师范院校所认识,我的工作也随之得到承认。1978年被授予陕西省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2年动物学硕士点及1986年动物学博士点被批准,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和博士。我爱护每一位学生,帮助他们成长,并告诫他们:只有坚持不断地努力奋斗,认真做人,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一代不断成长,我所培养的学生,已有不少提任为各个单位的校、院系领导,担任博士生导师的也越来越多。看到学生们的成长,我由衷地高兴,我感到自己没有虚度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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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云博)